之前的文章提到，全國人大常委會早前釋法後，法工委負責人接受記者提問時表示，根據內地《立法法》第50條，人大釋法的法律效力可追溯至《港區國安法》施行之日，同時根據《港區國安法》第62條，人大釋法的法律位階高於香港本地法例。可是，內地《立法法》由於未被列入《基本法》列入附件三，所以根據《基本法》第18條第二款規定，《立法法》並未在港實施，在港不能作為人大釋法跟《港區國安法》有着同等效力的法理依據。
在此情況之下，要釐清人大釋法的法律效力和法律位階，其中一個辦法是根據《基本法》第18條第三款規定，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將《立法法》列入附件三，然後由香港特區在當地公佈或立法實施。由於《立法法》不是所有條款在香港適用，例如：全國性法律、地方性法規、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、規章方面的立法程序，所以可以只挑選適用於香港的條款列入附件三。
與此同時，由於現行《立法法》第五章，只有述明憲法、法律、行政法規、地方性法規、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、規章之間的法律位階，沒有述明特別行政區制定的本地法律，其法律位階如何，所以《立法法》在列入《基本法》附件三之前，可以加以修訂，述明香港特區的憲制秩序中，憲法為最高法、全國性法律次之、第三是國務院頒布的涉港行政法規，再之後的是特區制定的本地法律或附屬法例。
可是有一點需要注意，根據《基本法》第18條，全國人大常委會把內地《立法法》列入《基本法》附件三後，可由本地立法或港府公布的方式實施。假如以本地立法方式實施，便意味着這是一條新訂立的本地法律，其立法時間則在人大釋法之前。如此一來便衍生一個問題：這條為了落實《立法法》而訂立的新法例，本身是否具溯及力呢？如果沒有，它能作為人大釋法具溯及力的法理依據嗎？
即使不以本地立法方式實施，而是由港府公佈實施，《立法法》引入香港的時間，依然晚於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《港區國安法》的時間。雖說從實質操作層面而言，今次人大釋法已述明，法院若未取得特首發出的證明書，便已作出判決，香港國安委可以作出判斷和決定，加上《港區國安法》第14條規定，國安委決定不受司法覆核，意味着國安委的決定即使跟判決結果不一致，亦不可能面臨司法挑戰，但單純從法理上而言，引入《立法法》似乎仍是不能確保今次人大釋法的溯及力和法律凌駕性。
因此，若要確保今後的人大釋法具溯及力及法律凌駕性，最簡單直接的方法，可能不是把《立法法》引入香港，而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《港區國安法》第65條，指出人大釋法跟國安法條文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，其生效日期可追溯至《港區國安法》在港正式實施之日。與此同時，人大常委會亦可解釋《港區國安法》第62條，指出人大釋法跟國安法條文一樣，其法律位階高於香港的本地法例。
此一做法的好處，是透過釐清《港區國安法》第65條關於人大釋法的條款，確保早前的釋法依舊具追溯力和凌駕性，同時人大釋法可靠現有的法律條文完成，毋須增修法律，這便可以繞過修訂《立法法》再列入《基本法》附件三的程序，省卻不少麻煩。除此之外，透過解釋現有《港區國安法》確保釋法的溯及力和凌駕性，所引起的外交漣漪與國際輿論爭議，應該比引入一條新的全國性法律較少。
文：陳凱文
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
*作者文章觀點，不代表堅料網立場
